十年前当郎朗第一次走进《杨澜访谈录》时，他刚刚20出头，他被看作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当时对于郎朗这条少年成名的路能够走多远，节目中是持有保留意见的。他过于极端的成长模式，在技术的磨练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却没有足够的精力上文化课的少年时光，以及对于艺术的理解能够达到怎样的深度都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未知数。

    十年之后，不论面对着外界的赞誉还是批评、质疑，我们看到郎朗依然走在职业钢琴家的道路上。他没有迷失在年少成名的光环当中，也没有被时代洗刷掉，甚至还创造着更高的演出场次和曝光率，在舞台上展现着郎朗式音乐的张力和他旺盛的生命力。从年纪轻轻便成为奥迪英杰汇的音乐先锋，到后来被看作“国家名片”，再到三十而立创办自己的音乐学校——“郎朗的音乐世界”，郎朗和钢琴的这十年，又多了许多故事。

三十而立责任更重

    杨澜：今天我非常地感慨，因为上一次采访你是在2002年，你才二十多岁，转眼间十年就过去了，你已到了而立之年。今天你坐在我的对面，我真的想问一下，这十年来你究竟改变了什么？你刚刚为何选择为大家弹奏了一曲李斯特的《涛声》？

    郎朗：李斯特的《涛声》很有一种海浪翻卷的感觉，随着不一样的旋律线条，浪花打出了不同的高度和深度，这与十年光阴更迭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杨澜：你有种“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的感觉吗？

    郎朗：是呀，时间过得太快了。

    杨澜：我觉得你相对于其他的同龄人来说，算成熟得比较早的。三十岁对你有特殊的意义吗？恐怕不能继续“装嫩”了吧？

    郎朗：还有六个月的时间“装”。不过人到了三十岁确实需要更多的责任感。十年前我开始步入国际乐坛，从一个每年弹二十场音乐会的学生，发展至一年弹一百二十场音乐会，一点点跟上职业钢琴家的脚步。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特别想家，因为一年里我至少有300天以上的日子是在外面度过的。每天早晨醒来，我想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在哪”？有的时候睡得糊涂了，尤其是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我经常恍惚，然后郁闷。

    杨澜：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困难吧。

    郎朗：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虽然受到乐迷欢迎，但是没有认识的朋友，缺乏人际的交流。好在通过不断的演出，自己的朋友圈子慢慢形成了。所以说这十年是一个很好的过渡，现在我已经适应了这种世界环游的生活。

    杨澜：最疯狂的一次有夸张到什么程度？

    郎朗：早上在巴黎睡醒，中午去慕尼黑见马泽尔，然后晚上到卢森堡，一天跑了欧洲三个国家的三个城市。

    杨澜：如果放你十天假，什么演出都没有，你会“发疯”吗？

    郎朗：不会疯，给我十天假，我就在家待着呗，哪也不去了，尝尝所谓“蜗居”的滋味。

与瓦兹的不解之缘

杨澜：在过去的十年间你有享受过十天以上的悠长假期吗？

    郎朗：生病的时候，或者是手疼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情况，但很少。 2003年我的手受过伤，大概有三个礼拜不能弹琴。当时正好是一个朋友借了霍洛维兹的钢琴给我练习，这么伟大的钢琴家之琴在手，你说那能不好好练吗？没想到因为老化磨损的琴键上有一点像刀片一样锋利，结果我虽然弹了比较轻松的曲子，可按键的时候一不留神，小指直接撞到象牙上了，痛死了。然后第二天我继续弹音乐会，两个礼拜后就感觉不对了，手指疼得厉害，最后连胳膊也疼！

    杨澜：那时候有没有恐慌感？

    郎朗：有啊，我头一次出这种问题，以前肌肉拉伤那不算什么，但这次的疼痛超乎我的想象，根本没法弹琴。我意识到事态严重，就做了各项检查，医生告诉我没有大碍，但是必须停上三个礼拜，缓和一下。

    杨澜：你一听到“三个礼拜不能摸钢琴”的要求，是不是觉得挺恐怖的？毕竟久不碰琴键技术难免退化。

    郎朗：我跟我经济公司方面说了这个情况，他们说实际上反过来看这样挺好的，我可以利用这三周的时间做很多原来从未做过的事，比如约会啊什么的。

    杨澜：三个礼拜够搞定一个女朋友吗？

    郎朗：起码能出去逛逛聊聊嘛，要不成天忙音乐会的事情，我哪有闲心管自己的私事？尤其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当时我挺高兴、放松的，但两个礼拜后还疼我就有点害怕了。

    杨澜：在你的记忆当中，大概没有过连续三个礼拜不摸钢琴的事儿吧？

    郎朗：从来没有，两天都没有过。

    杨澜：所以这三个星期的最后一个星期，是不是一见钢琴就觉得手有点痒痒了？

    郎朗：是。但是我就左手弹一弹，右手还是不敢碰。我看着琴，好想把那琴给吃了！

    杨澜：你有一种饥饿感是吧？于是后来就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居然是安德烈·瓦兹替你去演出的！众所周知，你和瓦兹的故事得回溯到1999年，17岁的你曾在芝加哥拉文尼亚音乐节明星演奏会上，紧急代替身体不适的瓦兹，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奏柴科夫斯基的 《第一钢琴协奏曲》，由大师埃森巴赫担任指挥。这场成功的临时替代演出，使你被美国三大报纸之一的《芝加哥论坛报》评价为“世界上最伟大、最令人激动的钢琴天才”。从此，你开始与世界上的一流乐团陆续签约，开启了你的音乐演奏生涯。

用实力让世界震撼

    杨澜：谁又能料到，当2003年你因伤要错过演出的时候，代替者竟然是安德烈·瓦兹呢！

    郎朗：那天真的是极富戏剧性啊。我和瓦兹是忘年交，他经常指导我怎么弹琴，给我讲一些生活的理念、当钢琴家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成了特别好的朋友。

    杨澜：他怎么提及当年你替代他而一举成名的这件事呢？

    郎朗：他说他一直为他那次的发烧“感到自豪”，他觉得那是他一生中“生病以来最光荣的一次”。那天我听到了他给我的电话留言：郎朗，我是安德烈，现在在蒙特利尔，是被通知进行替补演出的，我得感谢你，我可是已经有五、六年没来蒙特利尔了。

    杨澜：所以钢琴家和钢琴家之间也不完全只是一种竞争的关系，他们也会成为真诚的朋友。音乐可以拉近年龄的距离，年逾花甲的大师可以成为少年天才的忘年交。你跟许多中国的顶级音乐家经常有合作，比如说跟指挥家余隆、作曲家谭盾等等。同样都代表着中国的音乐，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共同的感受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的？

    郎朗：余指和谭哥都是从国内奋斗起家，然后去海外奋力拼搏，才有了今日之成就的。我们在艺术上确实经历过相似的历程，而他们成名的年代更早。一路走来，中国音乐家能够获得西方主流社会的肯定，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杨澜：你和谭盾，余隆一样，都是奥迪英杰汇的成员，都拥有强烈的进取精神，这中间有一些两面不讨好的事情吧。

    郎朗：如果你成天生活在国外，你就能体会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存在某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古典音乐这个圈子里表现得就更突出了。通过实践，大家已经越来越能接受并欣赏东方文化，且中国的综合国力及文化素养皆有提升，西方不得不尊重，但是他们骨子里的那种骄傲其实很难改掉。我记得我18岁第一次去伦敦演出的时候，BBC问我 “你怎么弹拉赫玛尼洛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呢？你应该像你爸爸一样，拉拉二胡，让我们高兴高兴才对嘛”。当然，这只是个不含恶意的玩笑，他们觉得我太小，不敢肯定我在表现作品时有说服力。当时我简单而友好地回应：咱们还是场上见吧。我演奏完毕后，听到了BBC的评论，刚开始他们没对我抱有什么希望，祝福我“年轻的中国小伙子，加油吧，能‘活’下来就不错了”！等到一曲终了，解说员的论调就彻底变了，“哇哇哇”地大声惊叹，“郎朗‘震’住了我们，他做到了”！反正靠实力说话吧。

理性面对不同评论

杨澜：这十年，你不仅要面对掌声和赞誉，也需要面对不同的评论。其实如何接受批评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那么，你一开始的时候能心平气和面对非议吗？

    郎朗：一般在一颗新星刚升起的时候，大家的评论都写得非常好，喜爱之情基本一边倒。“神童”啊“最大的天才”啊之类的赞誉不绝于耳，但所谓“好景不长”，你才高兴了没两天，外界就开始“backlash”了，即“回抽”，强烈地反对。我那会儿被“抽”得最狠的时候是在2003、2004年，二十刚出头，从“神童”转向青年了，于是评论界开始严苛起来，我弹什么曲子他们都能找到一堆的麻烦——郎朗又开始显摆得瑟了；郎朗一上台就自认为是宇宙之王，无所匹敌了……反正我挺胸抬头就会被人骂，那个时候确实挺惨，我被骂得受不了了。毕竟，这群人起初狂推我，突然杀个回马枪，整得我都懵了。然后我向老师倾诉了自己的苦恼，他告诉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不要去看别人文章里写了什么，要去数他们一共给你写了多少条。

    杨澜：这可以反映外界对你的重视程度。

    郎朗：是的。老师对我说，如果你什么都不是的话，人们只会写上一两句敷衍之词，懒得在你身上多废话；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正因为他们重视你，实际上心里有你的一席之地，所以才会给出这么多的建议与意见。老师教导我千万不要心怀仇恨，千万不要搞什么骂战。有些不成熟的人一看到批评就气血上涌，对骂互掐忙得不亦乐乎，还在报纸上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比如“评论家什么都不懂，一群乌合之众啦”什么的，这可千万要不得。我马上认识到老师的苦口婆心，认识到要做到冷静接受批评。人有时候一激动，常常会想 “你凭什么那么说我？你根本说不到点子上！ ”然而尽管不是所有人说话都带理，你自己就是不能做无礼的那一个。

    杨澜：你没有想过要真的改变自己吗？没有想过要真的改变激越的舞台风格吗？

    郎朗：我试过，但是我觉得按照那种淡而无味的弹法发展下去，我会彻底沦为一个平庸的钢琴师，那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我不能随便因为一些不同的看法而改变自己，这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可以有突破的地方，自然会尝试改变；我觉得不赞同的，那就忽视它。我只走自己的路，不想跟人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