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母亲双臂搂住我时，在我的脑海里，我听到了音乐，一段我如今已无从记起的忧伤的旋律。她在向我告别。那时我才九岁，根本无法想象，没有她生活会是怎样——对于我来说，她就是整个世界。她将要回到沈阳，而我则会和父亲一起留在北京。沈阳是我的家乡，到处都有我熟识的、我爱的人。北京是一道孤独、辽阔的都市风景，走不到尽头的大马路上挤满了陌生的人群。在这个城市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我的母亲身材纤细，头发卷曲着，一双眼睛又大又黑。她看着我时，总是微笑着——连眼睛都在笑。但此刻，她脸上挂满了泪痕。我祈求老天，不要让她离开我们。
“够了”，父亲对她说：“你该走了。别再拉扯着孩子放不开手，你这么哭哭啼啼的只能让他变得软弱。”
“郎国任，我知道你是对的，”母亲哭咽着说，“可我这一走，真苦了这孩子。他太敏感了。
“该怎么着他就会怎么着的。我们都会的。”
母亲朝门口走去，而我则紧紧地拉着她不放手。
父亲把我拉到了一边。
门开了。
母亲走了。
“去练琴”，父亲对我说：“今天已经浪费了够多的时间了。”

音乐为我开启了通往世界的门。那个来自中国东北工业城市的小男孩如今每个星期会在一个不同的国家举办音乐会。我没有真正的家，只有我心中的家园：中国，我亲爱的祖国；欧洲，我崇拜的音乐巨人们的故乡；还有美国，让我长大成人的国度。
音乐是我使用的首要的语言，也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然而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方言。西方和东方虽然分享差不多一样的技术、艺术、体育、时尚和文化，它们之间的差异仍然是巨大的。因为文化上的不同预期，即便是同样的音乐有时听来也会很不相同。在西方，古典音乐是一门老派的艺术，已经让位给摇滚、嘻哈及其他吸引年轻人的流行文化形式。但在中国，古典音乐被认为是新的时尚。每次我回国开演奏会，百分之九十的听众都不到二十岁。当我开大师班时，有些家庭为了得到座位露宿人行道，就好像西方的的青少年为摇滚音乐会抢座位一样。在中国，学习和热爱古典音乐的儿童的数目多得惊人。有五千万的中国儿童在学音乐，其中三千六百万在学钢琴。每一所公立学校都开音乐课，而学生们学的曲子有一半来自西方。钢琴的销量在美国正在下降，而在中国却在急遽上升。
我很高兴中国的钢琴学生们觉着古典音乐很趋时，很有意义。我很高兴听一个中国儿童对我说：“嘿，郎朗，我听说你是在ＤＧ唱片公司旗下。我看到莫扎特和那家唱片公司也签了约。”这孩子以为莫扎特还好好地活着，这让我很开心。还有一名听众问过我：“你说弹琴是贝多芬弹得好，还是爱丽丝弹得好？”（贝多芬曾写过一首叫做《致爱丽丝》的曲子。）我回答说：“你觉得呢？”国内的听众有时不等一部协奏曲全部演奏完毕，在乐章之间就鼓掌，我也不介意。对我来说，听众对音乐的热爱比传统的礼仪更重要。
在我旅行期间，人们经常问我很多问题，关于我的音乐、我的童年、关于我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搭建桥梁的努力。对我来说，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容易的方式还是讲述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有关音乐：古典音乐、中国音乐、我脑海中回旋的音乐……
我的故事有关中国：古老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中国最根本的精神。
我的故事也有关西方，张开双臂欢迎我并影响了我人生道路的另一个家。
而这一切都从我父母发现我有音乐的天分开始。